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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示一個醫加投去掉提手萬份盟誓禁不住人間背棄，毛筆藝卻得與玉石同在
載書，又稱“盟書”，是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各諸侯國和卿大夫之間訂立的盟約和誓詞。春秋戰國時代，
最高統治者周天子喪失了政治權威，諸侯國間爭霸稱雄，兼併征伐，合縱連橫，遠交近攻，諸侯國內公室衰微，政出家門，
卿大夫間僭越爭權，叛附倏忽，結盟宣誓活動就成了拉幫結派、調節和擴張政治勢力的一種重要手段，僅據《左傳》記載，
自魯隱西元年(前722)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254年間諸侯國之間盟誓近200次，盟誓活動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凡參盟者都得宣誓信守盟約，如有違犯，甘受天神懲罰。在當時，人格信譽喪失殆盡，世上充滿了恃強淩弱、爾虞我詐、
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又沒有國際公法和國際法庭加以制約和制裁，只好借助神的力量加以約束。盟書就是與盟者誓辭的記錄，
充滿了“神靈將英明嚴厲地注視著背盟者，將滅絕那人族氏”之類的警告。《周禮‧秋官‧司盟》鄭玄注雲：“載盟辭，
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後來盟書的出土，證實了鄭玄注的正確。
載書有過兩次大規模出土。一為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約5000餘件，有600餘件字跡清晰可辨；
另一為河南溫縣韓氏墓坑，僅一號坑就多達4588件。兩次出土載書大約均書寫於春秋晚期(郭沫若認為侯馬出土的約
寫于戰國中期西元前386年左右)。載書質料分玉、石兩種，石質數量最多；形體規整，以圭形為主，玉質的除圭形的，
還有璜形的；每片載書面積不等，最大的長32釐米，寬3．8釐米，玉質的面積都較小，最小的長15釐米，寬2
釐米。載書字數多寡不一，少者10餘字，多的220字；內容包括“宗盟”、“委質”、“納室”、“詛咒”、“蔔筮”等類。
載書是官方文書，多由祝、史等文吏書寫。載書文字形態多變，一字多形，隨意增減筆劃或偏旁，並有大量簡化字和合寫字。
《侯馬載書》中一個“嘉”字就有上百種寫法，“敢”字寫法有90餘種。僅晉國一家即如此，六國文字之亂可以想見。但亂也有亂的好處，
在審美構成上顯示了多樣性和豐富性。
載書在書法史上最重要的意義是，全部盟誓文辭用毛筆書寫在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或墨色；字體是所謂蝌蚪文，
亦即王國維所說“東方古文”。毛筆書寫在甲骨文中已見端倪，後來的青銅銘文也多為毛筆寫好制範鑄造或契刻的。
但契刻和鑄造的再加工使毛筆筆意受到了影響，載書則保留了先秦書法完整的筆意。宗白華曾說及漢字書法兩大成因，
其二就是運用毛筆書寫。載書均為小字，筆法特點是起筆重，形成“蠶頭”或“釘頭”，行筆快速、短促，線條富於彈性，
橫畫略有下拱弧度，不求平直，結筆由筆鋒疾速抽起或彈出，有些字出現了按頓，豎筆也多帶弧意，不求垂直；筆劃之間應帶、
揖讓關係明顯，具有筆斷氣邊的意趣；字形趨於方正而內部開展，結構上保持了圓轉的趣味。
當時的毛筆工藝粗糙，儲墨不多，因而筆劃多的字就出現了粗細不勻、先潤後枯等現象。
然而也恰恰是這點啟發了對枯潤墨韻、筆劃節奏的自覺追求。特別是載書不求其工的書寫隨意性以及追求簡約而產生的隸化和章意，
成了今體書法審美特徵的早期胚胎。
盟誓活動具有宗教性的神聖和嚴肅，盟辭是具有高度約束力的一種契約，但它並未採取青銅鑄刻銘文的形式，
而是採取在圭形玉石上進行毛筆書寫的形式，這大約是由於當時盟誓活動太過頻繁，載書記錄太多太濫的緣故。
當時的銅源畢竟太少，而銅器的鑄造及銘文的鑄刻工藝也太複雜，遠遠不能適應載書的需要。
《侯馬載書~5000餘片，書寫時間僅1年左右，內容是趙國平定一次內亂之後宗主與家族成員及家臣訂立的盟約，
要求後者發誓效忠宗主，對付共同敵人。時間如此緊迫，書寫任務又如此面廣量大，用青銅來鑄刻實有很大困難。
於是最普遍存在的石玉片成了最佳代用品。由此可以推測，採用契刻的方法來記錄盟辭也不能適應當時需要，
於是直接書寫這種方法被採用了。載書的書寫風格有謹嚴、纖細、灑脫等的區別，但迅速行筆、快捷成篇卻是其共同特徵。
為達到行筆快捷，筆劃簡約，流暢的筆勢及自然連帶都出現了，通向未來的隸化、草意等審美因素也出現了。可以說，
實用的需求造就了載書體的玉石書法，審美基因也適應著書寫目的的變化而發生變遷。2孤峰獨秀，《石鼓文》立“書家第一法則”
玉石書法除了毛筆書寫的載書，還有契刻文字一類。先秦刻石文字是很稀少的，除上述婦好墓出土的少數字器物銘文外，長時期斷層.
1978年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了22件石制編磬(一種打擊樂器)，其中之一的右側刻有“新鐘之大孕曾，濁獸鐘之下角，
濁穆鐘之商，濁1*2*”共20字，左側刻有“坪皇之豈，文王之終”8字，皆陰刻，點畫填以朱漆，書風近于楚派鼎銘文，隨意奏刀，
沒有裝飾意味。而在戰國末期中山王3*鼎、壺出土的同一墓區發現一塊刻石，被稱為“守丘刻石”，一稱“河光刻石”，
有陰刻銘文2行19字，每字長約3至4釐米，內容是告示公乘得與曼二人奉王命管理這座陵墓。
銘文風格隨意，行、列距疏朗，有民間通俗書寫趣味。嚴格地說，這些刻石都稱不上是書法作品。
先秦刻石書法的代表作，也是空前的石刻精品，並為春秋戰國書法藝術作了出色總結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是在10塊花崗石雕成的10面鼓狀物上(高約60釐米，直徑約90釐米)，環刻的lO首四言韻文。
體裁和詩歌風格如《詩經》之作。後人據韻文內容分別稱作《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
《4*5*》、《田車》、《鑾車》、《需(靈)雨》10題。詩中記載了秦國君王畋獵遊樂的盛況。按原石推算，10鼓應有600餘字，
由於歷經滄桑，石上文字殘缺已甚，一鼓已無文字，二鼓僅存數字，其餘也多不完全，現僅存272字。
石鼓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現存最早拓本為明代錫山安氏十鼓齋所藏的北宋拓本三種(均經剪裝)，即先鋒本、
中權本、後勁本．先鋒本最古。臨摹本以清末吳昌碩所臨最為傳神。
《石鼓文》是書法之謎。謎一：它奇峰突起，一柱獨秀，特別孤獨，在石刻書藝中，工藝之精，藝術成就之高，前無來路，
當時無雙，終春秋戰國之世，亦無繼響。謎二：青銅器銘文也有韻文體裁，但均為禮樂器之附屬，其內容包括製作緣由、
製作者名及氏族名等，《石鼓文》對這一切均無交代，僅刻10首韻文。那麼，這石鼓究竟是什麼器物?有何作用?
這種銘文形式從何而來?謎三：石鼓刻制年代，幹餘年來，聚訟紛紜。據《元和郡縣誌》，
《石鼓文》最早出土于唐初天興縣“南二十裏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其地今屬陝西風翔縣。
